县城陪读妈妈不被看见的孤独：有人抑郁，有人出轨
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极昼工作室 Author 小昼
去年暑假，还在读博士的齐薇薇来到安徽省的一个村庄调研。留守在村里的人们常常提到一群去县城陪读的妈妈——许多年轻的女性放弃工作，回流到县城，照顾孩子读书直到高考结束，关于她们的说法中不乏桃色传闻。
过去十年，关于县城陪读妈妈的讨论，不算新鲜话题，但似乎很少有人探讨陪读妈妈在县域教育中的价值。同样作为母亲，齐薇薇也关心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妈妈愿意放奔工作全职陪读，她们收获了什么，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选择的？
那个夏天，齐薇薇见到了这些80、90后的年轻陪读妈妈，她们身处现代和传统的夹缝中。陪读生活是苦闷而孤独的，孩子的成绩成了她们人生价值唯一的评价标准。她们分享了那些崩溃、无奈、挫败的生活瞬间，至于陪读的结果，那是她们无法掌控的部分。
为她们的命运而感慨的同时，背后显然还有更多严肃的问题值得思考。我们是否过多地将教育责任倾斜给了农民家庭？农民家庭需要怎样的教育？而当下的县域教育，又理应为此提供什么？
孤独的陪读妈妈
那些从农村到县城陪孩子读书的妈妈似乎无处不在，齐薇薇总能留意到她们的身影。她们存在于身边那些返乡的亲戚中，以往调研访谈的只言片语间，还有坊间的言谈和八卦中。
去年，她在安徽省东至县的一个村庄做暑假调研，常常听到这里的人们提到陪读妈妈。村庄凋敝，留守的老人们说，年轻人都进城了。儿子出去打工，儿媳妇就在县城陪读；一位“比较开放”的男性甚至和她分享了这样的秘闻——在县城里，寂寞的男男女女组成微信群，一夜情偶有发生，其中一些就是从农村去县城陪读的年轻妈妈。
齐薇薇在湖南师范大学读博士，常常会做一些农村社会学的调研，每年都会去往全国广袤的农村地区——广东、河南、湖南、山东等等。东至县的陪读妈妈让她好奇，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在县城陪读？她们在过着怎样的生活？
学者在陕西访谈陪读妈妈。讲述者供图
正值暑假，妈妈们跟着孩子回村了，齐薇薇见到了其中一位。她不到四十岁，丈夫在北京做装潢。因为大女儿转到县城读初中，她放弃了在外打工的机会，回来做了全职的陪读妈妈，带着四岁的小女儿，母女三人单独在县城生活，日子过得节俭——家里一半以上的收入都用在了陪读的租房和生活开销上。
见到的陪读妈妈越来越多，齐薇薇得知，这是她们的常态。当农村家庭面临孩子的教育问题时，妈妈通常是放弃工作、回来照看的一方。
“有一个妈妈就是，本来夫妻俩在上海打工。孩子留守在家读小学。天天不做作业，爷爷奶奶也没有办法，老师直接打电话给她，‘你再不回来小孩儿就毁掉了’。她没办法，跑回来陪读，县城工作机会少，她就去了一个母婴店里卖卖奶粉。”
齐薇薇发现，孩子升初三，是妈妈们回流的主要时间点。“普职分流引起了家长的警觉。大部分家长不愿意让孩子进职校，为了确保孩子能考上高中，有机会考大学，在孩子上初三时回来陪读。”
这些妈妈和城市里的女性没什么两样。她们是80后甚至90后，许多人回乡之前，在城市里打工。唯一不同的是，她们经历了一场生活状态的巨变——原本在都市里有朋友、有社交，有自己的时间。而当下，生活的时间表都围绕孩子进行。
在陪读妈妈们的描述中，一天的生活通常在学校附近一间小小的出租屋中展开的。像是一场紧锣密鼓的战役：卡着点做饭、接送孩子；放学之后，甚至会仔细观察孩子脸上的表情，随时陪在孩子身边，“有的妈妈会对孩子做特别细微的管控，比如她知道放学回家大概20分钟，如果20分钟孩子没到家，她就要跑到学校找老师了。”
齐薇薇能理解妈妈们的无奈，“其实有的妈妈严格，是因为觉得自身读书太少了，希望孩子成绩好。这样一来，小孩有很大的压力，会当面反抗、顶嘴，觉得没有自由。亲子关系也会长期紧张。”
交谈中，她们脸上明显的压抑和苦闷，冲击着齐薇薇。她们倾诉着日常生活的孤独——远离村庄，为数不多的社会交往也是和一同来陪读的老乡，也仅限于偶尔打打麻将、出去逛街；她们大多没有工作，和县城普通上班族的时间是错位的，很难融入这个陌生社会，妈妈们被悬置在一个独立的时空里。
一位陪读母亲讲述着，当场流下泪来。
“她讲到自己有一次崩溃了，大半夜睡不着，就独自在马路上走来走去。陪读完全没有自己（的生活），背负着很大的责任。老公在外面打工，也不可能天天诉说自己内心的委屈。”
一些苦闷的情绪在棋牌室、跳广场舞的地方寻找出口。有的陪读妈妈和别人产生了感情，一旦被丈夫发现，家散了的案例也不在少数。齐薇薇觉得，县城对妈妈们来说更像是一个“半熟人社会”，人和人的连接没有那么亲密，背负的道德和伦理的约束也相对少一些。
无奈的选择
齐薇薇在湖北农村长大。在她读书的年代，去县城陪读的农村家庭还是极少数，“就一两个，可能非常有钱的家里（能负担陪读的费用）”。通常父母外出打工，孩子留守在村里读书，交给爷爷奶奶照顾。
陪读妈妈的涌现，是过去十多年的现象。2001年农村开始推行“撤点并校”的政策，乡村学校在短时间内大量关停。2001-2012年间，全国乡村小学从44万所下降到15.5万所。
教育资源向县城集中，村镇里的中小学越来越衰落。年轻一代农民的教育意识提高，然而在他们打工的城市，孩子很难获得户籍，于是去县城读书，成了一个折中的选择。
在不同地域的农村调研，齐薇薇发现，陪读状况完全不同。“比如广东这样的发达地区，就地城镇化，（可以满足孩子教育的需求），没有什么陪读的；广西、海南的话，有些地方家长可能没有那么重视教育，陪读的也稍微少一点”。
在中西部地区，陪读更集中。有学者2017年前往以“博士之乡”闻名的甘肃省会宁县考察，13万常住人口中，有上万名是陪读家长。他们聚居在县城中小学附近的民房中，“不希望孩子继续上一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生活”，渴望通过教育，让孩子获得稳定的收入和社会福利。
陪读妈妈张昙说：“自己的家一个周末才回家一次，每次灰尘都积了一层。”
齐薇薇调研的东至县集中了许多陪读妈妈，和当地的经济环境有关。这里靠近长三角，受长三角经济带辐射的影响，服装、餐饮等一些低端产业转移过来，也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，“经济发达的地方，总体比较重视教育。”
县城里，能提供给陪读妈妈的就业机会十分有限，且大多是服务类，工资也比较低。实际上，对大多数中西部乡镇来讲，甚至连类似的工作机会都无法提供，大部分陪读妈妈是没有工作的。
在齐薇薇的眼中，这是一代在农村和城市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女性，她们感受过城市生活，相比上一辈农民更理解和认可教育的价值；也存留着传统的底色，更重视家庭和孩子，选择放弃自己的工作和生活，回来陪读。
这更像是一个无奈的选择。留守在村庄的老人大多跟不上这个数字时代了，老师通过手机和家长沟通，老人们不懂，也不知道怎么管。村里人和齐薇薇讲过一个故事——有个老人不会辅导，小孩没完成作业，老师在家长群里当众批评，老人觉得很没面子，说这个小孩我管不了了，让父母回来陪读吧。
代际冲突不在少数。她访谈了更多村民后发现，是否选择回来陪读？妈妈们面临的外界压力比想象中更复杂。
“也有少部分妈妈是为了逃避外出打工，以留在县城陪读的名义，每天在麻将馆打麻将打到忘我。但更多妈妈面临着社会和孩子的压力——别人都去陪读了，你不去，亲戚朋友都会议论你；孩子看到别人妈妈陪着，也会要求妈妈回来。”
期待同样来自学校。县城中学和小学的校长告诉她——学校肯定更希望家长回来陪读。家校之间的合作能更顺畅，对孩子的性格和习惯的培养总归是有好处。
外界的期待落在这些年轻的陪读妈妈身上，加重了她们的焦虑。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有的学校可以住宿，但妈妈们觉得学校里吃得不好、住得也不好，别人陪读我也要陪”。齐薇薇说。
去县城陪读，在近十年逐渐变成了一种社会风气，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卷入其中。原来是高三陪读一年，现在从初三，甚至从小学就开始了。随之而来的是，学校周边的旧居民楼变得紧俏，房租连年上涨，又增加了陪读家庭的负担。
实际上，陪读母亲能给孩子的教育提供多少帮助呢？
作为研究者，齐薇薇对结果抱着悲观的态度——“绝大多数的家长陪读是没有结果的，能够起到作用是少部分。最终学习成绩好，考上（大学）的就那么几个。”同样研究陪读妈妈的学者们，前往甘肃、山西、湖北等中西部地区的乡镇调研，得到了相似的结果。她们很难改变什么，能做的只有把孩子的生活照料好，吃好喝好。
要如何面对一个似乎徒劳无功的结果？一位妈妈是这样描述的，“希望孩子不要变坏，能平平稳稳度过叛逆期，哪怕读个高中。我尽力就可以了。”
走不出的循环
有学者认为，陪读是农民家庭在教育上的一场风险投资。当一个家庭把所有的资源和注意力都倾注在孩子的教育上，考上一所好的大学，意味着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；否则意味着“陪读失败”。
现实是残酷的，县城的教育资源有限，恐怕后者才是大多数陪读妈妈面临的结果——孩子成绩平平，或者无法考上大学。
除了需要面对挫败感，妈妈们也无法从这场投资中全身而退。“很多妈妈，等陪读结束，已经四五十岁了，基本上无法再进入劳动力市场。只能要么依赖老公，要么在县城里找一个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，比如洗碗工等等。”
她们的遗憾藏在心底——工作没有了，朋友没有了，社会交往没有了，自己也没有意义了。齐薇薇也是母亲，对于人到中年，家庭和孩子教育带来的压力，她感同身受。
“总体来说，陪读妈妈还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，脱离家庭又脱离工作，把教育变成了单独的一块，从家庭中剥离出来”。
这些身陷其中的女性，离正常的家庭形态很远了，“生着病发着烧的时候，无法寻求丈夫的关心和呵护，还要拖着生病的身体给孩子做饭、送孩子上学，丈夫在外面也是一样的。这些发展是以牺牲农民家庭为代价的。”
受传统性别分工影响，妈妈是家庭陪读中主要承担责任的一方，成为城镇陪读大军中的主力。她们分布在全国2000多个县城里，而县城容纳了全国50%以上的学生。
生活负担同样压在丈夫们的身上。齐薇薇在村里见到一位父亲，老婆带着孩子去县城陪读，他就在家独自种几十亩的水稻，收入仅仅能维持家庭开支。“家里不能有任何风险，压力非常大，感觉被生活推着走”，这位中年男人这样描述。
在齐薇薇看来，家庭教育责任不断被强化的当下，学校和相关的公共教育机构需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，县域教育的规划和布局尤其重要。“为无法进城的农民办好乡镇教育，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；城镇的学校要为这些孩子配备相应的公共服务；最后，教育是高度专业化的，还是要让教育回归学校”。
那些陪读“成功”的母亲，现在又在做什么呢？
在访谈对象中，齐薇薇见到了唯一一位“成功”的陪读妈妈，她的女儿考上了一个不错的大学。即使代价是，在中学阶段和女儿的关系长期紧张。对于她而言，“陪读很有意义的，付出是值得的”。
现在，她陪着刚上初一的儿子在县城继续陪读生活。像是落入了逃不出的循环，她也无奈——“如果不陪读，小孩发展得不好，没有考上好大学，会责怪我的是吧？我把该做的做到，结果如何，至少是问心无愧了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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